作者：张云 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副教授
10月，北京选举了新的领导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第三次赢得大选胜利，这意味中日两国在今后4-5年时间里将会有比较稳定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层的同时出现，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中日关系的系统性“重设”（Re-set）提供了战略机遇期。但中日关系基础仍然十分脆弱，这需要双方国内都重新构建认知共识。认知是相互的，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谈谈中国对日认知中的两个突出问题。
日本还是不是一个大国？
过去，中国对日认知的共识是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现在人开始认为日本人口减少，老龄化严重，经济增长率低，政治上受到美国控制，日本不是一个大国，而是一个衰落国家甚至对于中国在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国家。有的认为，日本充其量不过是同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的“中等国家”，还有的认为日本是中美战略大棋盘中夹在中间的“中间地带”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大家又在不断地担心日本右倾化严重，政治大国化甚至军国主义复活。上述对比反映了中国对日认知存在内在的纠结的一面。
首先，日本在经济和社会实力方面在今后几十年都能够让其保持主要大国地位。日本目前人口1.26亿，这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仅次于美国，相当于英法两国人口总和，即使按照一些估算到2050年降至8000万，仍然不算少，国内市场的规模可以基本维持。从经济总量GDP指标来说日本肯定在相对衰落，但一方面这是西方发达经济体整体相对衰落的一个层面，另一方面日本经济也在努力转型，成功的话有可能在精密，尖端领域近一步迈进，同时在养老，医疗，机器人等方面引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经济上的再次崛起也不是没有可能。从软实力角度来看，各种国际民调显示日本在世界上的国际好感度并不低，日本社会秩序稳定在2011年大地震得到充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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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政治安全领域日本迈向大国可以说从大方向上已经明显，但至于如何演进以及结果如何则取决于日本自身调整和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战后，日本在国际事务和安全领域中的低姿态主要源于其自我约束的结果（当然也有美国因素），从日本的经济实力来说如果有意愿的话是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冷战结束后，日本开始逐步意识到自身也是具有影响国际关系的大国，世界也有这样的期待。近年来在西方世界里蔓延的民粹主义在日本并没有发生，日本相对贫富差距较小的社会结构也让日本人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自信，日本有必要展示一定的国际领导力已经成为共识。如何引导日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可能比担心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思维转变更为必要。
第三，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日本的重要性在于其既是大国外交又是周边外交的重叠国家。如果把日本看成是一个类似于澳大利亚的同美国结盟的中等国家的话，那意味日本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不会产生什么具有战略意义上的结果。但如前分析，一方面日本自身的实力仍然不弱，如果选择同美国一起对抗中国，形成2对1的格局中国就会面临战略压力增加，即使日本单独选择全面对抗也会给中国添乱不少；另一方面日本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不可低估，中国的周边国家也常常把中日关系看成是中国与他们关系的一个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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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日本仍然是一个大国应该成为中国对日认知共识，事实上中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定位还是清晰的。例如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其回忆录中将战略对话的对象国定义为主要大国，其中就包括了日本。但在言论界，近年来轻视日本的倾向比较明显，认为日本不行了，在彻底衰落前试图挣扎阻止中国发展，因此目前中日关系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只要中国强大了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绝对性地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那时候美国人不会帮助日本，日本自己的力量对抗不了中国，日本就服了，中日关系就会自动稳定。中日关系上的“唯实力论”是的看法是片面的和具有误导性的，中国的战略思维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
如何看待日本右倾化问题？
中日关系一出现紧张，不少分析往往就很自然地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日本整体右倾化或同军国主义复活直接挂钩。这些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没有仔细辨析日本的右倾化究竟是政治右倾化还是整个社会右倾化，是不是朝着极端右翼方向在右倾，日本的右倾化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右倾化有什么异同，日本右倾化是否还有制约因素，在这些讨论都没有深入的情况下简单默认右倾化是日本特有现象而且已经蔓延全社会在学理上不严谨，在舆论上易引发误认知，在政策上可能限制创造性思维。
首先，日本政治在冷战后逐步的确走向右倾化，但不是走向极右。从小泉纯一郎首相到安倍首相，我们看到中间经历了民主党短暂的执政之外，如果从对外政策上来看，如果将左翼定义为反对日本军事力量提升和自卫队作用扩大，日本自民党内的主流的确在整体右倾，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整体右倾并没有证据证明在走向极右。例如极右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在2012年挑起“购岛”风波后试图借势通过成立新党最后一次问鼎首相宝座，然而结果完全相反，他的极右政党并没有获得选民的回报，其本人也在大选中失利后退出政坛。另一位极右代表人物，航空自卫队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发表极端言论否认侵略历史高调参选2014年的东京都知事，以落选告终，次年因为经济丑闻被起诉。这说明在日本依靠极右思想很难获得持续性支持也没有获得政治回报，这本身就是对政治家走向极右的内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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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本政治右倾化，但日本社会则更多呈现出“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后现代社会有什么特点呢？一是对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不那么关心，日本社会不少人认为日本已经度过了需要高速发展的时期，那是新兴经济体的事情，日本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精致度，可持续程度以及知识创造创新方向努力，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不少人认为日本对于中国发展的嫉妒是其对华认知出问题的主要原因的看法可能并不准确。第二是对政治不那么关心。由于日本政坛在安倍执政之前几乎年年换首相，但日本社会仍然非常稳定，这在很多国家不可想象。日本社会自律性高也是对政治不关心的重要原因。第三是当政治开始限制社会自由，侵犯后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的时候，社会则通过选举等方式对政治家进行规范。例如尽管日本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方面，日本民众与政治精英没有本质上的分歧，但对于推进的速度和方式上则有不同，当安倍通过集团自卫权法案以及秘密保护法案上采取了一定的强推的做法，引发了社会的不满。而安倍晋三在家计学园问题上的政商丑闻跟是进一步让其支持率大跌。防卫大臣稻田对于日本派往苏丹维和部队的日报隐瞒问题上的秘密主义做法遭到广泛批评，最终辞职。
第三，日本的右倾化不是日本一个国家特有的现象，而要放在全球发达经济体集团中比较来看才能有更加平衡和准确的认识。日本作为西方世界的后进生，不仅在经济文化上学习西方，在政治体制和思潮上同样受西方影响很大。日本的政治右倾化难道完全是本土生成的吗？如果我们看看美国在世纪之初横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这是典型的美国式样右倾化走向极端化的表现。现在的特朗普现象，以及去年的英国脱离欧盟等等难道没有政治右倾化的影子吗？倾化的研究要作为一个国际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而不应该把它看成是日本专利，那样思维创新就会很难。
由于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地缘政治和历史问题等因素的影响，如何准确定位日本并非一件易事，特别是在中国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认知日本的更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没有比对日外交更加可能让人觉得沮丧和失望的，花了很多精力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效果似乎不明显，中国的国力的不断上升与中日关系不稳定的同步演进也给中国对日认知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流动性，但对日基本认知共识如果不明确，那么对日关系就比较容易受到一时一事的影响，当然同样日本如果对中国的国内认知共识也同样面临这个挑战。值此45周年的纪念之际，双方坦诚沟通相互认知努力建立最基本共识同样重要，在这方面知识界的历史和现实责任都很大。
（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原载于作者在《联合早报》上的个人专栏《纵横天下》，此为作者向“海看”投稿，在微信平台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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