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力美国查尔斯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2016年美国大选中不同思潮尖锐交锋，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初选中击败党内16位候选人后，在11月份的大选中打败了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在2017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特朗普总统继续强调他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并高调宣布从此以后他要坚持“美国第一”，使“贸易、税收、移民、外交的每一项政策都要有利于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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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白宫的官方网站公布了新政府最重视的六大问题。第一，美国优先的能源计划旨在降低能源价格，充分利用美国的资源，减少对外能源依赖。第二，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将强调美国利益和美国的安全。外交的首要重点是要打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和其它激进的伊斯兰恐怖组织。第三，计划创造两千五百万新的就业岗位和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第四，使美国军队再次强大。计划增加军费，发展先进武器，增加海军舰艇，加强导弹防御，和增强网络防范。第五，加强执法力量，打击暴力犯罪，加强边防保卫，阻止非法移民。第六，采取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使美国工人和企业能够得益于贸易，让更多工作回到美国。为此，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准备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从特朗普的竞选纲领、就职演说、和政策主张等方面来看，“美国第一”的心态是十分突出的。这一心态有历史根源和特定的环境。美国从建国初期就强调自身与欧洲旧大陆的区别。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人民不要介入欧洲旧大陆肮脏的权力政治和地缘争战。门罗宣言也声明美国不愿意参与欧洲的大国斗争，希望欧洲强权不要干预美洲的事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民众强烈期望重新关注自己国内的事务，减少国际参与。由于民众和国会的反对，美国没有参加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打破了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美国成为战后国际体系的主要倡导者。马歇尔计划为西欧的经济复兴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美国领导人普遍认为美国的利益和欧洲和亚太等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密切相关。
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虽然美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可是由于分配不均，最大受益者是大资本家和相关利益者。很多老百姓认为自己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实际收入下降，一些人失去了相对稳定和待遇较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近年来美国国内反全球化的趋势抬头。保护主义的呼声越来越大。“美国第一”的心态反映了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呼声。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没有得到好处，他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提出美国要争取更好的对华贸易条件。
“美国第一”的心态和民粹主义密切相连。民粹主义也可以理解为平民主义。它反映了美国普通民众对于政治精英的不信任以及反权威的情绪。美国的民粹主义起源于农民和工人反抗寡头专制的群众性运动。民粹主义者普遍相信主权在民，人民是现代政治权威的根本来源。他们提倡“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已经发出了呼声！”关键的问题是谁是人民？谁决定谁属于人民？人民怎么样掌握主权和实现权力？民粹主义者坚决反对精英滥用权力。民众希望通过自发的基层的组织来解决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他们要求政府尽量减少干预民众的生活。近年来美国经济不平等非常严重，两极分化逐步加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引起社会矛盾加深。
特朗普观察到民众对经济不平等和全球化的不满，他利用了民众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普遍不满的情绪。他打着为广大被政治家们遗忘的劳动大众谋利益的旗号，争取到了许多选民的支持。特朗普虽然赢得了选举人票当选总统，可是希拉里赢得的普选票比特朗普多出了将近三百万张。这说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全体选民中的支持度仍然相差不大。2016年的大选并没有改变共和党和民主党尖锐对立的情况。美国主流政治思潮包括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根据盖洛普的民调，从1992年到2015年，美国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从17%上升到24%。同期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从36%微调至37%。而自称是温和派的人从43%下降到35%。从1988年到2015年，民主党人在美国人中的比重从36%下降到29%，共和党人从31%下降到26%，而独立派从33%上升到42%。因此，争取中间选民成为美国政治候选人取胜的关键。特朗普认为“美国第一”是争取多数选民支持的一个法宝。
“美国第一”的政策能否得到实施，要看新政府能不能把响亮的口号变成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关键是要看白宫能不能争取到国会多数的支持。从奥巴马总统执政的经历来看，总统得不到国会的支持，就很难做成事情。奥巴马在2009年刚上台的时候，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他利用民主党的多数在没有任何共和党议员支持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奥巴马医保法案，并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政治成就。而在民主党失去国会多数以后，奥巴马在很多事情上都无能为力。现在特朗普刚刚上台，就宣布要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由此可见，仅有一个政党支持的法案和政策在美国激烈的政治竞争的环境下没有可持续性。特朗普的政策如果得不到民主党人的认同，即使在共和党的支持下强行通过一些法案，在下次大选后如果民主党上台，那么政策方向必然发生转变。
“美国第一”的政策能否推行，有赖于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配合。美国从建国之日到现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联邦主义一方面界定了联邦政府的权限，另一方面又强调所有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属于联邦政府的权力都属于地方政府和人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日益庞大、政府开支日益上升、联邦政府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多人对此高度警惕和强烈不满。州政府可以采取和联邦政府不一致的政策。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已经公开表示，加州反对特朗普政府歧视移民的政策。加州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也采取了不同于联邦政府的政策。
特朗普的政策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不同于奥巴马的政策。特朗普代表了美国一大部分人不满现状，力求使美国更强大的愿望。特朗普新政在实施过程中将会遇到多方阻力。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美国多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法律体系不可能随着行政当局的更换而立即改变。要改变法律需要一个十分复杂和漫长的程序。美国的联邦政府拥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联邦政府各部门都有严密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这些规章制度不可能随着总统和内阁的变更而突然改变。国家机器本身有强大的惯性，要想突然转向是十分艰难的。任何客观的分析都不应该低估美国根本法律和重大政策的连续性。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中关于社会安全、老年人和低收入者的医疗保险、农业补贴等项巨额开支，不论谁当总统都必须依法支付。当代福利国家的社会契约是好几代人共同形成的。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经济增长减缓，今后美国的退休养老、社会安全、健康保险等费用将有增无减。而在竞选政治的压力下多数候选人只谈减税、不敢也不愿意提增加税收。政府财政赤字严重，福利制度难以持续。美国联邦政府将近20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对政府的重大经济社会政策形成严重的制约。特朗普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削减联邦税收计划，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对联邦财政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财政赤字增加，将会限制新政府雄心勃勃的基础建设计划和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的计划。
检验“美国第一”的政策效果，不仅要看美国内部的反应，而且还要看其它国家如何应对。特朗普刚上台就宣布要实现他的竞选诺言，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上修一道墙，并说要墨西哥支付修墙的费用。墨西哥政府绝对不会接受这一要求。白宫发言人说美国考虑对从墨西哥进口的货物征收20%的税来支付修墙费用。这种想法能否得到国会支持还不清楚。即使得到国会的支持，墨西哥会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呢？如果真的对进口物品增加税收，物价必然上涨，最后买单的还是美国的消费者。
“美国第一“的心态根深蒂固。一个国家重视自己的利益是自然的。如果过度强调自身利益而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么美国自身的利益可能也得不到保障。特朗普总统有长期经商的背景，他一定知道在商业交往中只让一方得到好处的生意是不可能持续的。平等协商和互利共赢是正道。特朗普新政要取得成效，必须同时考虑美国的利益和尊重其他国家的正当权益。否则”美国第一“的愿望将会离实际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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