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 周年。在这45 年里，两国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日两国政府相继签署的三个政治文件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其间两国关系也出现各种各样的波动，但大部分时期都处于良好的态势。但是，进入21 世纪之后，两国之间的矛盾出现了逐渐激化的趋势，特别是近几年来，中日关系已经陷入了建交以来的最困难时期。几十年来，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实现了深度交往，双方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在变化的国际秩序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双方关系的健康发展不仅对两国自身是互惠互利的，而且对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
近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动向，这些新动向是否意味着两国关系会实现从最困难的状态中“解冻”进而转入健康的发展轨道，这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赵全胜、杜进等教授策划了“海外华人评中日关系”的课题，邀请九位在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非常活跃的海外华人学者就此进行了笔谈，文章同时发表在本刊和网刊“海外看世界”中。这些活跃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海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思考，阐述了不同的观点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日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同时也是当前最困难的关系之一。2017 年5 月14 日至15 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日本首相安倍派了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带上首相亲笔信赴会。6 月5日安倍在第23 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上正面评价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表达日本愿意同中国合作的意向。国务委员杨洁篪也在近期赴日会见了安倍和日本外务省高官。在中日韩首脑峰会即将于下月在东京召开之际，我刊联合海外九位华人学者以笔谈的形式分析了当前中日关系的困境与机遇。
讨论主要围绕下列问题进行：
——日本为何在这个时机向中国示好，其用意何在？
——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哪些因素促成了安倍政府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东京释放友善信息仅仅是外交策略的调整，还是日本对华外交战略重大转变的征兆？
——北京将如何回应东京发出的信号，中日关系中的哪些领域有望得到改善？中国应该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
——李克强总理今年赴日参加中日韩峰会是否已成定局，是否会发展成中日两国间久违的首脑级国事访问？
从零和到双赢？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大家都说中日关系太复杂，但为什么复杂？这里面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辩论与思考：
——中日关系的症结在哪里？如何处理历史问题和现实战略问题的关系？
——中日关系可以从零和走向双赢吗？双赢只是经济层面吗？ 战略方面呢？
——如何把作为双边问题的中日关系放到亚太以至全球的大格局中来思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不光是指我们应该牢记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期间所带来的灾难，同时也强调我们不应该忘记就在不远的过去（1972 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中日关系曾经得到过重大的修补与改善。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方面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等； 日本方面是：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从大的战略格局出发来处理中日关系。这就需要双方相向而行，互有妥协，从而摆脱了所谓的“历史宿命”的怪圈，为中日两国争取到了20多年的和平繁荣期，这对1978 年开始启动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和平崛起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今世界格局动荡，“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有永远的朋友”，冷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的博弈就以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式出现，在很多情况下“既竞争又合作”与“合纵连横”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常态。那种非敌即友、黑白分明的简单思维，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的潮流。我们应该看到，日本国内对其外交政策的辩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参见赵全胜：《日本外交政策辩论和大国博弈中的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6 年第一期，第21-40 页），既出现过九十年代的“同盟漂离”，也有过由安倍晋三2006 年第一次任首相时所启动的“带倾向的中间路线”。此次安倍对华示好，完全是预料中的，关键是中方如何接这个球（参见赵全胜：《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维——“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日本学刊》2009 年第一期，第16-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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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走向是中国从根本上改善周边关系以及稳定亚太地区的关键点之一。对日关系是中国外交无法绕过的一个坎儿。在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外交这两大基本国策中，日本如何转向都是带有指标意义的，其“釜底抽薪”的震撼作用和示范作用将远超韩国和菲律宾。当然，难度也会更大。从对日外交的角度来看，中国应认真研究日本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潮的发展，善于捕捉其内部外交政策辩论的趋势，抓住战机。随着亚太国际关系权势转移的进一步发展，能否设想中方也可以把促成日本“中立化”作为一个长期（20-3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战略目标呢？从而逐渐改变中美日三边关系不对等的状态。如果官方缓和关系一时难以做到，最起码也要充分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和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一起努力延缓甚至阻止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从而避免出现两大民族对抗的局面（这对日方其实又何不是一件好事呢？）。长期战略确定了，其他就是战术层面上的问题了（战术问题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例如东海、南海之争，中日首脑应该如何会面，安倍是否会因其本人身体原因或国内政治丑闻而提前下台等等（特朗普又何尝不存在国內政治分裂這個问题呢？）。各种国际峰会上的首脑会晤（例如中日韩峰会、G20，APEC 等）当然是相向而行的重要一步。至于恢复领导人互访，如果日方提出的国事访问“条件尚不成熟”的话，那可不可以安排成“工作访问”呢？ 而把国事访问留给在不久的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进行。
安倍演说中的伏笔
杜进 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院教授
安倍首相在6 月5 日日本新闻社主持的“亚洲的未来”论坛上发表演说，正面评价了“一带一路”倡议。此举引发了日本政府准备在经济外交上放弃与中国对立，以换取现实经济利益的猜想。但仔细阅读讲稿，可以发现演说中有两个关键的伏笔：第一，安倍希望“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同亚太地区自由公正的经济合作“良质地”融合起来，同时谈到了日本将力挺美国脱离后的TPP，使之起死回生。第二，安倍对跨国基础设施投资提出三项要求，即为所有人利用，并且以公开，透明和公正的方法招标；投资项目必须确保经济性（即不以政治考量为主）；必须充分考虑债务国的偿债能力和财政的健全性（即不能靠砸钱和兜底的方式硬拿项目）。与此同时，安倍还大谈日本如何在印度、老挝、缅甸等地建设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推进以促进日本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经济外交”被规定为日本外交的一大支柱，主要包括“为建立自由公正的国际经济体系而参与规则制定”，和“支援日本企业的海外活动”等内容。可见，安倍演说之所以要在这两个问题上发声，正是因为推进亚太区域合作机制和基础设施出口，构成了日本经济外交的核心，并直接关系到“日本再兴战略”的成败。近年来，推动TPP 这一“21 世纪型的高规格”贸易协定，被高调定义为能使日本经济脱胎换骨，并阻止中国主导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国策。在美国脱离协定后，日本试图挑起大梁，在树立“日本引领全球化”形象的同时，守住阵地以待特朗普回心转意，并同中国争夺区域经济整合的主导权。5 月份先后召开的加拿大会议和越南会议上，日本积极动作，试图于11 月的APEC 会议中正式启动由11国参加的新版TPP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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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出口更是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重中之重。安倍自民党夺回政权后，很快成立“海外经济协力基础设施战略会议”，由内阁官房长官任议长，成员包括财务、总务、外务、经产、国土、经济再生等6 位大臣。自2013 年3 月13 日至2017 年5 月30 日止， 已经召开了30 次会议，并每年更新“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战略”。这一战略确定了2020 年基础设施出口总额达到30万亿日元的目标，并提出要改变“企业的海外事业由民间自行决定和实施这一陈旧观念，通过包括首脑推销在内的官民一体的战略来获取海外市场，实现包括海外获取的财富在内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并且要最大限度发挥“日本的技术和技能强项”，塑造“高质量基础设施”品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基础设施出口的地域战略上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重合：首先，将东南亚地区规定为“绝对不能失去，绝对不允许失败的市场”。其次，对西亚、南亚、中东、俄罗斯等市场潜力大，但日本的参入相对落后的地区，则确定了取得Critical Mass（重要性的份额）战略，即在基础设施领域中集中资源，力争比其他竞争国更早在重要项目上夺标。为了实施基础设施出口战略，整合了政府开发援助和进出口银行融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倍重新出山后频频出访，对许多国家许以重金，积极推销日本的基础设施出口。目前，中日两国在高铁项目中相互过招，争夺激烈，而在获取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港湾设施的使用权上，日方积极拼打搏斗，不愿放弃领先地位。
可见，不能天真地认为，安倍演说后日本的经济外交战略就能够同“一带一路”建设对接。正如日本经济新闻的评论所述，安倍演说中所说的“合作”，充其量只是意味着日本政府将不去妨碍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然而这一变化的意义不可小窥。跟随二阶干事长参加北京峰会的经团联榊原会长，在安倍演说后立即再访北京，同汪洋副总理具体讨论了中日经济合作事宜。日企的参与或许是个良好的开端，然而，两国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基础设施出口方面的“规则”之争将会全面展开。如何削弱日本的经济外交与中国对抗的色彩，促使“日本唯一”式的日本外交战略变得更开放、更包容，中国不仅需要展示外交智慧，还要做大量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
调整心态 建立平等关系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
中日关系近几年跌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要恢复如初实非易事。其中很大一个挑战是如何调整双方的心态。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直至20 世纪90 年代初，双方经济实力相差悬殊，日本早已是发达国家而中国刚开始起步。当时中国对日本充满羡慕，以日方为榜样和目标。中国留学生去日本的人数也大大超过去欧美的人数。而日本那时看中国带有复杂心态，既有一种优越感又带有历史愧疚感，愿意真心帮助中国。历史和台湾等问题没有妨碍双方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双方老一代领导人的努力功不可没，他们的亲密关系也传为佳话。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经济腾飞之后，特别是2001 年中国加入WTO 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后，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双方心理也发生微妙转变。2010 年中国GDP 总量超越日本后，不少中国人变得自高自大，充满膨胀心理，开始不把日本放在眼里，满口“小日本”，电视台也日夜播放抗日神剧；而日本经济久蹶不振，不少日本人变得妄自菲薄，生活中充满危机感。日本人看中国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佩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又鄙视中国暴发户式的“落后文明”。日本右翼势力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以此为借口推动国家正常化。久而久之，中日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怪圈：相互不服气、不顺眼，有矛盾就怪罪对方，双方好感度急剧下降。
中日关系长期僵持不符合双方长远利益，这是共识。 双方一直在寻找一些突破口。今年的中日韩峰会如果能顺利在东京举行将是个好时机。为了迎接峰会双方都展示了一些善意，特别是日方急切盼望李克强总理能顺利赴日，恢复高层互访。最近日方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方面表现出了弹性，一改过去冰冷的态度，表达了希望参与的愿望，最近高层也少有对华负面的评论，这给双方关系再次融冰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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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释出善意跟2017 年4 月“习特会”后中美关系改善有关。鉴于日本外交在大事上有紧随美国的特点，中美关系的改善给中日关系改善既增加了压力也提供了机会。对于善变的特朗普总统，日本也不放心，希望改善对华关系以避免完全陷于被动。日方主动伸出橄榄枝是战略还是战术上的调整还很难说，但不管如何，北京不妨抓住机会，积极响应，为改善双方关系尽力。如果进展顺利，双方可趁热打铁，进一步推进关系向前发展；如果峰会前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或日方出现反复，中方可以随机应变，及时调整对策。
在两国交往史上大部分时间是中国强于日本，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实现工业化，实力大大超越中国。21 世纪初是鲜有的两国同时强大的时期。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和区域竞争的关系，中日之争往往被看成是“一山容不下两虎”，但环境如果改变，老虎也可能变温顺。双方都要面对现实，学会平视而不是俯视对方。对中国来说，日本既是邻居又是经济大国，是中国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重叠之处。日本也是中国外交“重中之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没有良好健康的中日关系可以说中国外交是不成功的，这对中国和平发展很不利。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都要谦虚谨慎，毕竟日本仍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学习，例如环境的整洁和社会的文明。对日本而言，其亚洲经济龙头老大的地位已是过去式，当亚洲各国包括其它美国盟友都在平衡中美关系并搭上中国发展的列车时，日本应视中国发展为机遇，不再采取“鸵鸟”政策或故意跟中国过不去。双方如果调整一下心态就会发现海阔天空，中日关系的新局面是能够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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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对华政策转变了吗？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教授
近日安倍似乎开始热心中日关系改善了，尽管看着并不自然。安倍对亚投行有条件加入也好，派人参加“一带一路”会议也罢，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被形势逼的。首先是美国特朗普政权的对华政策，第二是中国发展及国际影响提升的大势所趋。特朗普冲击不仅对欧洲各国，而且对亚洲盟国都是极为深刻的。就日本而言，面临安全与经贸的双重压力。
人们大概都记得安倍上台四年多来，其对外基调大体是“逢中必反”，2016 年达到高潮，因为在奥巴马政权末期及美国大选等背景下，制华政策也达到高潮。不光钓鱼岛、东海等与日本直接关系的问题，加上南海，还是有TPP 等，安倍都是全面配合，甚至比美国更过分地牵制及抹黑中国。在国内通过他本人及阁僚、媒体总动员，利用各种机会恶搞中国，基本形成厌华仇华的政治氛围。据民调显示近几年来日本民众“对华没有好感”的比例达到90% 以上，为72 年建交以来所仅见。去年希拉里当选呼声极高，安倍更以为围堵中国，以为日本能突显地位的时机到了。
然而事与愿违，特朗普当选给安倍当头一棒。因为特朗普“美国第一”原则并不把是否盟国作为标准，并不热衷于继续充当“国际警察”。安倍为弥补“怠慢”特朗普的“过失”而奔走，也为给“没有经验”的特朗普上课，三个月内两次会晤特朗普，一是为了表忠心，二是为了抓住美国继续为日本撑腰。可这几招都不太灵，特朗普无视安倍感受，上台当天就废除TPP 这个安倍最看重的制华武器。而“习特会”又给安倍新的教训：中美关系不会向着安倍期待的方向发展。相反中美可能会甩开日本，达成对亚太国际框架新的共识。“一带一路”美国人来了，亚投行也可能去。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势不可挡。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非拉地区。日本怎么办？近来日本多个智库警告不要太单一政策，别把事情做绝。安倍为了避免日本被彻底边缘化，不得不做出对华缓和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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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会如何？更取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走向。中美关系越发展，日本就只能全面顺从，或再现1972 年赶在美国之前，出现比美国更积极发展中日关系的局面。不过，最好别抱幻想，安倍继续牵制中国政策不会变。如果中美关系出现曲折，安倍则可能乘机积极跳出来充当美国的帮凶。最大的问题是，中日之间实现互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中日两国在历史、领土、专属经济区及台湾等等诸多结构性问题上远还没有解决。经济关系发展与政治安全关系对立的扭曲状态可能会持续。
当然，近来，安倍深陷国内政治丑闻，支持率及人气都受到重挫，刚刚结束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小池百合子率领成立数日的新右翼政党“都民第一会”（模仿特朗普“美国第一”）击败安倍自民党获得半数以上席位，使安倍的自民党势力受到几年来最沉重的打击。安倍政权已经维持近五年已算“破纪录”的长期政权，但这次“东京都地震”必将使安倍的政治运营受到极大影响，其政治生命已不可能如原来预估的到2020 年东京奥运会那么长远，加之安倍生病传言，9 月份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可能成为安倍集团的“大限”。也预示着日本政治面临巨变，不过无论谁当政，日本右翼势力仍然是主角。届时中日关系也将面临新的调整，机遇与困难将会并存。对中日关系估计不应过于乐观。
中国应该积极自信地回应安倍政府的善意
邢予青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的重大外交和经济战略。安倍对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可能性的表态，是缓和中日政治僵局的善意信号。自从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日美经贸关系面临着不确定性。首先，特朗普总统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TPP）条约。这对积极推动TPP的日本政府是一个重大挫折。TPP 是安倍经济学第三只箭——结构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追求TPP 带来的潜在经济利益外，试图利用TPP加强日美同盟，主导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是日本政府推动TPP 的战略目标。美国的退出打乱了日本政府实现这些目标的计划。 除此之外，特朗普总统也多次对日美贸易不平衡表示不满。认为日本汽车市场不开放是导致美国汽车制造商在日本全面溃败的主要原因。自从安倍执政以来，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日元对美元的大幅贬值。日本央行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成为操纵汇率的嫌疑。因此，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和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都有可能成为美国挑起日美贸易争端的理由。在未来的日美双边贸易谈判，美国会利用这些问题向日本施压。
尽管近几年中日双边贸易有所下降，中国依然是日本出口的最大市场。中国访日游客已经达到637 万人次。6.5% 的经济增长率，对于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而言，带动的需求增长也是巨大的。缓和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有利于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扩张，相对地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从而增加日本与美国 进行贸易谈判时的筹码。中日之间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也许可以迫使美国重新考率如何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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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直存在着基础建设方面的产能过剩。在电子和汽车产业已经走向世界之后，推进基础建设设备和产能的出口，是日本政府经济增长战略的重点之一。日本政府多年来利用对外援助和日元贷款，积极参与东南亚国家港口、铁路、公路、发电厂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可以和中国合作并参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建设，有着巨大的需求。如果日本可以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则有利于日本把过剩的基础建设产能出口到国外，从而带动日本的经济增长。
中日之间持续的政治关系僵局， 源于钓鱼岛的主权之争。中国政府应该理性地认识到， 钓鱼岛主权之争短期是没有解决的可能。日本国内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噪音也会一直存在。解决钓鱼岛主权争端和消灭日本国内关于侵华战争的噪音，不应该是中国对日政策的全部目标，甚至不应是主要目标。因此，中国的对日政策不应该被这些问题所绑架。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整体实力完全超越日本的大国，中国应该有自信的对于安倍政府释放的善意，予以积极和善意的回应，打破两国政治关系的僵局。日本是除香港外在华最大投资经济体。加强与日本的合作，对于推动中国经济脱虚向实，推动经济增长，以及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关重要。
如果中日不和， 21 世纪是不会成为亚洲的世纪。
中国如何回应日本改善关系的信号
李春利 日本爱知大学教授
中日关系自2010 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以来，已经持续冷却降温了7 年。笔者认为，应该到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中国应该适当接住发自东京的改善关系的信号。
具体理由和建议如下：
其一，从日本的国民心理来看，日本人二战后普遍不喜欢政治强人。远至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和佐藤荣作（两人实际上是亲兄弟），近至田中角荣和中曾根康弘，越是在国际上知名度高的，在日本国内反而越没有人气。这个悖论反映了中产阶级占绝对主流的日本社会的一种保守且追求稳定的心态。
安倍晋三近来在日本国内越来越着意扮演一个政治强人的角色，标榜强势政权，强推倒计时修宪，必然会引起日益剧烈的社会摩擦，包括来自盟友的反对（如公明党）。因此，改善中日关系，也有其来自国内政治的需要，他不可能内外树敌，两线作战。
其二，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日益凸显其重要性。1971 年尼克松访华的消息正式公布前几十分钟才通知日本政府，给当时的佐藤内阁造成的冲击记忆犹新，被称为新一轮“尼克松冲击”。同时导致后来佐藤内阁下台，主张中日建交的田中角荣内阁应运而生。也就是说，中美“越顶外交”是诱发日本国内政治变动、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因素和直接的导火线。
温故而知新。这次特朗普政权诞生时，安倍内阁和日本的舆论界、经济界都把宝押错了。他们都寄希望于对日怀柔、对华强硬的希拉里·克林顿。当特朗普出人意外地胜出时，日本各界真可谓是跌破了眼镜。尽管安倍两次访美会见特朗普，力图挽回颓势，但实际上还是心存不安。
习近平国家主席正式访美后，中美关系展开的比预想的要顺利，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也不像竞选时那样招招死穴、咄咄逼人，有开始回归中美关系“常态”的一些迹象—即所谓“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里”的状态。形象地说，就是桌面上握手寒暄，桌底下推推搡搡、小摩擦不断的状态。这也可以说是美国对华政策恢复理性外交、逐渐摆脱竞选时情绪化色彩的一个重要的变化信号。
在中美日大三角外交的框架下，历史回忆以及对中美关系走向不确定性的担忧，是促使安倍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因。或者说，安倍政权担心再次压错了宝，为诸多变量错综复杂的中日美关系加上一个保险，免得重蹈他的外祖父、以强硬反华著称的佐藤内阁的覆辙。
其三，如果李克强总理或其他国家领导人访日，应该在不忘掘井人的同时，多交些新朋友，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各界翘楚，延续并发展胡锦涛时代的中日青少年交流。据日本内阁府民调（2016 年度），87% 的日本年轻人认为中国对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远远高于平均的70％左右，这是一个重要的动向。
如果可能，可以考虑安排一场与日本年轻人的直接对话，这对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抵消中国威胁论，发展未来导向的中日关系，都是有益的。应该把这一代国家领导人的亲民形象带到日本和国际社会中来。
对日采取裹挟政策
朱建荣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
观察安倍最近对华示好的表示，想到“形势比人强”五个字。安倍本身因大国地位失落及其历史修正主义思想，内心几乎没有与中国改善建立新关系意愿，这可以从近三四年其外交执意建构对华包围圈、对华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的一贯言行看出来。
但内外形势迫使他改变姿态。日本国内方面，结构上看，经济低空飞行，少子高龄化趋势无法扭转，其经济界要求改善对华关系呼声更趋强烈；当前形势看，过度压制各政党甚至包括自民党内不同意见，已引起反弹，执政党议员丑闻近期被连连曝光。7 月2 号东京都议会选举安倍势力遭遇了近几年来最惨重失败。国际方面，因AIIB 和一带一路获得远超日本预料的进展，多年来一直执行鸵鸟政策自我感觉良好的安倍政权感到了中国经济和外交不可阻挡的势头；更关键的是特朗普调整对华战略，日十分担心被再次“越顶外交”。
安倍政府目前陷入内外交困，为了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再次连任，那就需要在内政外交上有所起色。而因其反华姿态尤其遭到国内和平势力反对，对华政策调整又比较容易吸引眼球，所以预计今后一段时间会在对华关系上寻求一定成果。
但安倍政权改善对华关系更多是形势所逼，并非有明确的与中国友好合作的战略，估计其做法是迈出半步，边走边看。日方认识到缓和东海、钓鱼岛对峙是改善气氛的前提，我预测日方在建立东海海空联络机制上有寻求妥协的可能。
对于这样一个内心有所不甘但又不得不做些自己我调整者，笔者认为中国应以我为主，继续引领东亚乃至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大势，把日本“裹挟”进来，使之不管有什么小算盘，也无法退回去。中国对日做工作首先应面向广大民众和经济界舆论界，使其认识中国崛起不可阻挡，还要表示一下对日重视，并提出一些形象性的长远合作构想，让日本舆论和社会明白与中国对着干无利无益，跟着大势走才有未来。当然，也不必期待其马上洗心革面，要对其的反复做好心理准备，但还是要以拉以促为主。据此，对于领导人互访等应积极推动，也应该对其过去的援助及其在国际上的作用给予评价，这有利于日方有体面地尽快转换。
日本近期对华示好并非战略转变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
安倍政府并无重建中日正常国家关系的意图，仍在坚持搞他自身的中日关系新常态。即是王毅外长连续三年在全人大会议时记者招待会上表述的：“日本处处跟中国较劲儿！”安倍政府时时寻机会，在搞联美、联欧、联澳、联韩、联印、联东盟，跟中国处处较劲。其近期的几次对华示好，仅仅是因为“形势比人强”，安倍政府的反华统一战线工作不仅毫无起色，更在担心特朗普重华轻日，反使日本陷入孤立无援困境。3 月，安倍极右势力的精神巢穴——“日本会议”，其会长田久保忠卫带头转向：“日美关系就是日中关系，从来都是这样。日本必须时刻警惕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的尼克松那雷鸣电闪般的访华而震撼了世界的那场“尼克松冲击”的再现。……安倍和特朗普会谈在内容上无成果可言。现在不是安倍因握到了特朗普的手而欢喜的时候，应该去访华，应该跟中国握手了！这才是深谋远虑的日本外交。”（《周刊朝日》3 月第4 期）。
5 月16 日，笔者在日本会议举办的“新外交论坛”讲演时，引用了他们会长的这段话，满场意气消沉，结果还是要向中国低头吗？！
日本外交确实又走到了转折的关头。何去何从？
特朗普总统强硬坚持他的美国第一主义。他真的是把日本、韩国这些伙伴们看成是负担。在特朗普眼中，只有中东地区关系美国的核心利益，那是要压住伊斯兰教地域，堵住难民、移民潮，拯救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天下。所以他也要跟东正教俄罗斯握手言和。只是美国普世原教诣主义者们拼死抵抗，弄得特朗普举歩维艰。
安倍政府被迫对华示好，但又想要些表面成果。他的计划是以示好求来7 月份召开已经推迟一年多的东京中日韩首脑会谈，请到李总理访日。再顺势实现在7 月的德国G20 首脑会议上会晤习主席，更想要的是邀请习主席明年访日。但是，安倍见中国首脑是想解决什么问题以发展中日关系吗？完全看不到他在这方面拿出了什么主张。中国会给安倍多大一座牌坊呢？这是一个问题。安倍想要的只是在日本民众面前彰显安倍把美中俄都搞得妥妥之雄才大略。
中国对日外交是堂堂正正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6 月底，中国已通知了日本，7 月份不会访日参加中日韩首脑会议。至于在7 月的G20 峰会上习主席见不见安倍，还完全没有信息。习主席的明年访日也当然还没提上日程。中国不搞面子外交，做实事求是外交。对安倍政府是听其言观其行。“日本要治好心病，不要处处跟中国较劲”（王毅外长：2015 年、2016 年、2017 年3 月记者招待会）这应该是判断安倍的诚意的条件！
中日关系新突破还是新常态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教授
5 月16 日，中国国家主席会见了来华参加“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他递交了安倍晋三的亲笔信。安倍晋三在亲笔信中说以中日邦交正常化45 周年以及和平条约缔结40 周年为契机构筑稳定的友好关系，通过不断对话在合适的时间实现首脑互访，并期待在北朝鲜问题以及一带一路的构想等强化对话和合作。5 月29 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共同主持中日第四次高级别政治对话。6 月5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亚洲的未来国际会议晚宴的演讲中首次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出比较积极信号，据媒体报道中日领导人可能在7 月的20 国峰会期间会晤。中日关系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严重恶化后，中日之间的上述良性变化值得欢迎，但与此同时仍需要冷静意识到中日关系的基础仍然相当脆弱。
一、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不是检验中日关系关键指标。
对于日本高层对“一带一路”态度变化，有的分析认为既然日本已经明确肯定该倡议，可以将此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新平台，还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已经认识到同中国对抗没有出路才转变政策。诚然，安倍晋三此次表态的确与到目前为止采取拒绝的姿态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这并不代表日本政策逻辑发生了质的变化。目前似乎存在一种把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看成是检验中日战略关系的指标的看法，这很可能具有误导性。日本态度的变化并非根源于其对国际秩序和外交根本的反思基础上做出的决定，相反是为了维护原有的政策逻辑需要做出的战术上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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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让日本感到有必要维持同中国沟通的渠道作为一个“保底”的“对外关系保险”措施。安倍首相是首位同美国新总统会晤的外国首脑，这对稳定日美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特朗普在佛罗里达会晤后，日本开始担心这位不同寻常的总统可能会按照“交易型”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例如利用美国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为了避免美国可能出现的“越顶外交”，日本认识到同中国高层保持沟通渠道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此次陪同二阶访华的还有安倍的首相辅佐官，借以获得一手信息和建立直通首相的管道。
第二，日本国内经济界内对于“一带一路”存在不同意见，安倍政府感到不完全否定该倡议至少可以不得罪那些将“一带一路”看成商机的经济界人士。目前，日本经济界中对于“一带一路”没有共识，有的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日本要以质量取胜没有必要参与，有的则认为这是日本企业的新机会。二阶俊博访华代表团成员中包括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按理说对于AIIB 以及“一带一路”，日本经济界最有发言权，但很有意思的是经团联会长始终没有表态。安倍的表态并非政府积极合作的意向，主要对内对于认为有商机的日本企业表明不会拖腿的信号，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内政治保险”。
第三，去年中日首脑杭州会晤后，中日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安倍如果继续展示处处与中国对抗的姿态在国内会让民众产生没有必要的关系紧张的印象。与此同时，安倍任期已经比较稳定地可以持续到2021 年，今后主要挑战在于安倍经济学的实际效果以及东京都知事小池的新政治势力崛起，这些都需要中日关系保持基本的稳定。
从上面可以看出，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变化主要源于美国和国内因素，而不是日本对华政策定位的战略调整。对于中国来说，对于其积极姿态当然要肯定，但要心中有数。
二、日本延续美国中心国际秩序思维及对中日关系影响尽管我们看到安倍对华政策在双边框架内的积极变化，但在多边框架下情况则很不一样。日本认为特朗普执政以及美国采取国际事务上的战略收缩的态势，并不意味着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结束，相反如果日本积极有所作为不仅能够延续这个秩序，而且能够让日本获得更大的国际领导力和影响力，扩大其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首先，在国际经济政策上，日本主要依靠三个支柱，第一推进TPP，第二日欧经济伙伴协定（EPA）以及建立日美高级经济对话。尽管特朗普宣布退出TPP，但日本认为如果坚持推进该协定的谈判，在日本的领导下如果达成协定最终将美国拉回来不是没有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安倍晋三多次表示对于TPP 没有放弃的原因。特朗普新政府执政后对于美欧贸易投资协定（TTIP）同样持消极态度，因此在对于美国在自由贸易上的不确定性上日欧利益一致，日欧经济规模大致为世界的1/3，同属发达经济体在规则制定上同样有类似诉求，日本认为如果日欧EPA 能够达成，那将会为世界树立一个样板，最终将美国拉回来。第三个支柱为建立日美之间以副首脑级别的高级经济对话框架（日方为副首相麻生太郎，美方为彭斯副总统带队），日本认为此次的日美经济论坛与90年代不一样，那时候日本有很多的弱点，现在只有农业了，因此日本能有主动权。如果说前两个做法是间接方式拉住美国的话，那么第三个支柱就是直接方式拉住美国。日本上述战略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要实现现有的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秩序的延续和升级，按照安倍晋三的说法是“为亚太地区的模范规则建立框架”。
可以看出在日本的上述经济战略考量上，中国并没有被放在战略优先的地位，相反日本的思路是在建立好规则的基础上来包容或者规范中国。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安倍首相在演讲中尽管评价“一带一路”是一个具有潜力的构想，但另一方面他又说基础设施整备需要以公开和透明公正的方式招标，并且具有经济合理性，以及不损害借贷国家能够还款和财政健康为前提。他还说“中国也需要足够地引入国际社会共通理念”。对于亚投行，尽管二阶在同习近平会见后说现在不是是否参加而是以多快方式来决断的问题，然而同一天安倍晋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参加的前提是需要保证内部治理公正，借款国家财务可持续性，以及基于社会环境影响分析等，还要同美国紧密联络。今后不排除日本为了实现尽快实现TPP，日欧EPA 以及日美经济新框架建设进程，需要有意识地强调中日经济构想的不同性，甚至可能以批评中国构想存在的不公平不透明不守规则来突出日本构想的高质量公平透明以法治规则为基础的色彩。
其次，在政治安全领域，日本主要依靠两个方面的政策。一是，强化日美同盟的直接方式拉住美国让美国新政府认识到其东亚战略必须以日美同盟为基石。5 月底在7 国峰会前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安倍晋三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再三表示评价，希望进一步增强，并且提及南海问题以及建立在法律规则基础上的秩序，这实际上是在向特朗普暗示不能够同没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中国）过度接近。尽管他也提及了要强化中日之间对话，但这是基于美国同中国保持距离日美协商基础上来对应中国的看法。二是，通过强化日本在7 国集团框架中的作用来拉住美国并且提升日本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一方面，特朗普执政后带来的美欧关系的困难让日本感到扮演西方集团内部的桥梁作用的机会，同时目前7 国首脑中只有安倍首相和德国的总理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其他都是新面孔，这更增加了安倍的自信。另一方面，日本可以展示其作为亚洲事务的代言人的存在感。日本在7 国集团日程设定上积极发挥领导力，安倍晋三在2 月访美后不久访问了今年的轮值国意大利，并以上一届轮值国身份向意大利对议程提出意见指南，认为经济议题分歧大，从民主自由等基本理念为基础以外交安保入手比较容易展示团结。此次7 国集团峰会上，安倍拿着地图说明北朝鲜的威胁，并且在首脑声明中将北朝鲜问题定义为进入了国际安全重大威胁的新阶段，同时对南海和东海行动表示担忧，强烈反对任何的单方面行动。在政治安全上，日本有可能为了强化西方内部的团结维护现有的美国中心西方主导秩序，将自己树立为法治规则和自由民主为基础的秩序维护者，塑造中国挑战规则非民主的国际秩序破坏者反面教师地位。这些都孕育了今后中日关系不稳定的因素。
按照上述分析，尽管中日关系比前几年会相对稳定，中日之间对话沟通会逐步增加，但与此同时要看到日本从战略上调整中日关系并没有准备好，中日关系很可能会呈现出对话与矛盾甚至间歇性的对立交替出现的的新常态。
（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责任编辑：徐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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