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坚敏 日本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主席研究员
2017年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就职演说及同日在白宫网站公布的美国首要外交、贸易政策备受世界关注。人们关心的是大选期间许诺的带有“随意性”的政策口号有多少将成为现实的政策措施。其中特朗普新政的对外贸易政策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关注焦点。
“就职演说”及“首要外交·贸易政策”提出“关于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的每一项决定，都必须有利于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的原则，既“美国优先”原则。首要政策中确认退出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TPP及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并威胁如果协定伙伴不同意重启谈判，美国将退出NAFTA。而没有出现在大选期间提到的给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及对从中国、墨西哥进口产品分别增收45%、35%惩罚性关税的字眼。只是提到总统将指示商务部长收集认定(identify)他国违反贸易协定并损害美国工人的做法，并使用联邦政府的所有工具中止其违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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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表述我们可以得出有关特朗普贸易政策几个关注点。
第一、特朗普新政并不以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作为美国开展外交•贸易政策的基础理念，同时制定贸易协定战略也从地缘战略利益优先转向为美国经济利益优先。这恐怕与特朗普的商人职业生涯有关。不拘泥与理念之争，而是以实现实际利益为最终政策行为目标。在中美体制与国家治理体系差异巨大的背景下，这种务实的贸易外交政策对中美两国维持扩大双赢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为达到“美国优先”的政策目标，特朗普新政将致力于现有贸易体系、规则的改革、哪怕这些贸易体系、规则是由美国自己制定与推广的(如NAFTA、TPP)。这种改革措施不仅会受到来自美国国内既的利益集团的抵制同时也会可能与国际贸易体系成员发生冲突。
如果这种改革措施可以提升国际市民社会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和支持，并促进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是值得欢迎。如，保护国际贸易中的弱势群体:中小企业，强化出口国的环境、社会、劳动等保护、并主张强化其成本的内部化等建议，也值得包括中国等出口国家的研究形成共同的贸易规则。
但是，从特朗普新政对NAFTA、TPP规则的不满相当部分源自对国有企业、劳动/环境标准、汇率制度等声音来看，同时包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协定将难以维持。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促进其发展的途径将受阻。
第三、特朗普新政并非反对自由贸易(free trade)、而是更侧重于实现贸易的另一个侧面:公平/严厉的贸易(fair and tough trade)。尽管用词不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目标同样在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同时，实行成员间的公平贸易。“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就像硬币的正反面，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会出现侧重“自由贸易”还是侧重“公平贸易”的不同局面。因此，特朗普新政强化对应不公平贸易问题无可非议。
问题是哪个机构来用什么何标准来认定外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行为、如何决定制裁程度等执法程序问题。如果特朗普新政是通过WTO规则来取缔“不公平贸易”行为，符合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原则，会得到国际社会得肯定和认可。但是，如果其认定是按美国国内法规，由美国单方面认定并采取措施(unilateralism)，那就会出现上世纪80年代美日间出现贸易摩察时曾出现过的情景。在1995年WTO成立及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制裁措施的背景下，美国已大幅度减少单边贸易制裁行动，也没有继续延长“超级301条款”等。特朗普新政会否恢复类似“超级301条款”的新规，并强化单方面的贸易制裁措施值得关注。
实际上，在“美国优先”的大旗下，以惩罚“不公平贸易”行为名义，采取“过度”的贸易限制措施不仅可能助长贸易保护主义，同时也不利于本国(美国)经济的效率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如从1950年代到90年代由于美国国内产业受到来自日本进口产品的冲击，美日在数十年间发生过激烈贸易摩擦，产品涉及到方纺织品(低附加值劳动密集产品)、钢铁(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产品)、彩电／汽车(组装产品)、半导体·录像机·机床·超级计算机(高技术产品)等大部分贸易产品。贸易限制措施包括出口自主限制、市场次序维持协定、钢铁基础价格制度、威胁实施贸易制裁的“超级301条款”等。这些贸易限制措施并没有明显带来美国纺织/钢铁/汽车行业的效率及竞争力提高。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且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据美方投机，2015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达3,672亿美元、约占美国贸易总赤字的50%，因此，中国的贸易政策及企业的贸易行为备受美国关注。在大选期间，特朗普扬言要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并对来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增收45%的惩罚性关税。尽管选举语言与上台后的实际措施会有很大区别，而且产业链按比较优势原则在全球分布的前提下，仅计算两国间的贸易收支经济上也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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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状分析，特朗普新政把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中国既不符合美国财政部设定的认定汇率操纵行为三条标准；IMF及经济学家几乎一致人为人民币汇率已趋均衡水平、也无迹象表明中国为赢得竞争优势在操纵汇率；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更大的原因市结构性因素，如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将给国际社会留下笑柄；从历史经验看日元大幅升值，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并没有减少等。
实际上，汇率之争最后都集中到贸易之争上来。确实逐年增加的美方对华巨额贸易赤字不可持续，目前，外界解读中美间发生的“贸易战”可能性在增加。但是，笔者认为中美双方需要共同努力加快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政策协调以减少贸易过度失衡，避免“贸易战”的发生。中方利用传统贸易方式增加从美进口的同时，美国应该尽快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增加对华出口(美国的自身努力)，另外、帮助美国中小企业了解中国企业/消费者的需求，帮助这些中小企业/个人进入中国市场(阿里巴巴已开始行动)；把购买美国债部分资金转向实体经济，如对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出资；对美国振兴地方经济提供合作，如进行中美产能合作，鼓励企业加大对如中西部老工业地区的投资；加快亚洲等区域一体化进程，提高区域内需比例，减少对美过度依赖等。
对于特朗普新政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批评，改纠正活改善的应该尽快作为，不为他人为自己。如果特朗普新政采取单方面贸易措施，也应以WTO纷争处理机制为主积极应对，拟采取对抗措施。同时，特朗普任期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窗口期，把来是美国的贸易压力转换成动力，加快国内经济/产业/贸易结构改革，做好“后特朗普”时代的下一波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浪潮的准备。
海外看世界
主编：赵全胜
执行主编：孙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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