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坚敏
日本富士通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海看专栏作家
去年8月美国就中国是否存在强制外国企业转让技术及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政策、行为及美国的受损害程度等开启对华 “301调查”，并传递出可能对华进行高额制裁的信息；而欧美产业界对中国政府推动的“自主创新”、“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解读为保护本地企业，而忧心忡忡。
（图片来源：新浪新闻）
另一方面，中国在科技研究中的巨大成就以及新经济领域的创新“热潮”也引起全球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部分观察者还注意到从C2C(Copy to China,复制到中国)到2CC(to China Copy,到中国复制)的变化现象。可以说世界对中国创新活动的评价是正反并存的。
近期笔者在与各国政府官员、学者及产业界的交流中也感受到喜忧参半的氛围。海外看中国的创新视角之所以出现这种复杂的局面，恐怕与中国正处在创新体系的转型期有关。
2017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
（图片来源：新浪新闻）
中国以创新为驱动的发展理念始于2005年左右。基于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的制约日趋严重、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问题的多发现状，中国提出了加强自主研发战略并制定了到2020年实现“创新型国家”的长远目标。同时，提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主导、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等政策。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十八大以后，中国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论断，“创新发展”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重点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在“创新发展”的理念下，为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各政府部门的政策措施层出不穷：确立科技预算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优先位子；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及实施各项人才引进计划；高强度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及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创新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等等。
（图片来源：人民网）
这种政府推动的国家创新活动，由于政策影响力大、创新资源(资金、人员)投入多，其结果带来了做为中间产出的论文、专利等大幅增加。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2016年中国(本地居民)发明专利申请达121万件，约占全球申请量的54%，接近欧美日总和的两倍。专利授权量30万件相当于美日两国的总和。另外，中国申请的国际专利PCT为4.3万件，仅次于美国的5.7万件及日本的4.5万件。从人均的角度也与美国、德国相近，仅次于韩国、日本。
（图片来源：WIPO）
问题是通过企业中介产生的最终经济成果－附加价值没有成比例上升，“创新效率”问题严重。据中国工业信息化部的资料显示，与日美德韩国等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率(增加值/销售额)维持在45%左右并有所增加相比，中国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率低(20%以下)，而且逐年下降。
其实中国的研发能力仍是政府研究机构及国立大学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而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比较弱势。比如据世界知识创权机构WIPO调查，中国的机器人专利登记量已超过日本成为最大的专利产出国，但是最大的10家机器人专利持有企业中，日本占8家、中国无一家企业上榜；而最多的10家大学及研究机构来看，中国占6家，日本只占一家。离中国设定的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目标相差甚远。
（图片来源：WIPO）
但是，尽管从统计角度看，中国目前的研发投入约77%来源于企业，而作为创新的最终产出指标之一：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比例一直徘徊在12%左右。而美国企业在60-70年代其比例为50%左右，日本企业在80年代更是高达65%左右。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在应用创新成果到商业活动中的积极性不高。
为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提高企业应用创新成果的积极性，以及扭转“核心(产业)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近几年来，中国政府的许多政策更重视向企业倾斜。
从创新体系建设方面，近年来结合网络时代的特点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代创新政策措施，重视科技型中小创业企业发展，努力构建多层次的国家创新体系:塔尖以国家队为主力的共性科技研究团队；塔身以市场为导向由大量企业组成的创新主体；塔基由不计其数的创新团队或创客等微创新组成。这种国家创新体系与美国现存的创新体系比较接近。
（图片来源：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但是，美国政府对创新活动的干预主要集中在塔尖部分，从政府科技预算到政府采购及促进科技成果的商业化等。如美国于1980年制定的修改专利法(又称“Bale-Dole法”)、允许用政府开发的技术专利归名间企业等。而目前中国还存在被认为是明显“过度”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塔身和塔基的政策行为: 如政策性设定本国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目标；只限于本国企业的政府采购／国家科技项目的参与；影响市场参与的行政认可；直接的财政补贴和税减免／金融支持(设立大量政府引导基金等)；国有企业的干部任用、“党管人才”政策等。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中国采取的上述政策措施带来了一些积极效果。除上述专利申请的爆发性增长部分起源于申请费用的财政补助外，如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比例也开始提高、2016年达到15.1%。整体创新活动也逐近从以往的大学·研究所、大企业走向全社会，创新领域也从科技领域向社会创新领域综合发展。但是，由于求胜心切，中国的部分“拔苗助长”或“过度施肥”的政策措施给外界带来了“不公平竞争”嫌疑。而且，政策推动的创新活动效率不高也难以持续。
中国的“政府之手”难以收缩的一个政策理论背景是“幼稚产业”发展的传统思维。因为“幼稚产业“风险大”、“利润率不可预测”等理由，企业就不愿做只有通过产业政策来扶植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及创新创业资源的全球流动、以及中国资本/技术的积累， “幼稚产业”也可以在市场环境中发展壮大。
（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中国新经济在发展的初期并不是产业政策，而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环境中、吸取国外风险资本及技术、人才，并在优秀创业者/企业家的努力和市场(消费者)的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欧美各界对新经济部分也找不出太多理由来指责中国。
从笔者对企业访问的结果来看，中国企业之所以对创新能力及应用创新成果的意愿较弱与中国目前的创新环境复杂有关。首先，从市场环境看，有市场参与的自由度受限(各种所有制公平问题)、地区受限(地方保护注意为题)、恶性竞争(不公正竞争问题)。
（图片来自网络）
从创新资源获得上看，有对公共资源(资金、设备、数据、政府采购、信息等)的可获得性及公平性问题。从产权制度看，有知识产权(IPR)保护问题、私有财产保护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因此，从发展着眼，政府的政策应尽快从直接干预创新活动转向创新环境建设上来。
中共十九大提出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倡导创新文化；保护企业家精神等政策措施。期待这些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推动创新体系的转型，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决策、创新投入、创新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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