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达 （美国波士顿大学博士候选人）
在此之前，英国公投脱欧、美国“政治素人”特朗普当选总统两次轰动全球的投票令大多数评论家大跌眼镜；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几天时间里，美国各地频发左翼人士示威事件，纽约等城市的种族主义者也“乘胜”上街挑衅少数族裔，一时间仿佛整个美国都被割裂。印度的莫迪、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等“强人”政治家在近年选举中屡屡得胜，似乎也印证着这场民粹主义风暴不止是西方国家的“富贵病”，而是全球性的反全球化思潮；法国右翼竞选人勒庞3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她宣称属于普京、特朗普和莫迪等人的“新世界秩序”已经诞生。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大选而进入主流媒体视野的另类右翼运动，结合新兴社交网络与群众路线，其动员能力令多年执掌话语权的自由主义者有些措手不及；随着草根政治家通过Facebook、YouTube等工具进行跨国动员，一时间自由派精英俨然变成凌驾于各国之上的“资本主义代言人”，遭到各国民粹政治家的围攻。这些似乎都令人们相信，一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左翼自由主义与保守民粹的战争已经在世界各地打响，国际关系会因此迎来一场重大变革。然而到了5月，不仅欧洲荷法等国在民粹浪潮面前稳住阵脚，特朗普数次与国会交锋后也逐渐回归“正常”，世界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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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在关注全球范围左右之争的同时，我们同时应该客观评价民粹主义风潮，固然不能忽视其存在，却也不宜肆意夸大其影响力。近期国际政治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在运用宣传机器和话语权强行推广意识形态这一点上，传统上偏左翼的“普世自由派”精英和新近壮大的“民粹保守派”精英都有较强的塑造议题能力；然而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博弈中，这两种舆论精英仍然需要争取大多数选民，并与体制内政客妥协。老百姓最终关心的仍然是经济生活问题，政治家则不得不考虑往往被现代政治家和学者嗤之以鼻的现实主义政治。无论是美国、法国还是其他遭遇“民粹化”现象的国家，其国家行为逻辑都不会因为个别政治精英的鼓吹而发生急剧转变。
近年来的民粹主义风潮，是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全球化周期、近期事件和政党与政客个体因素。首先，虽然交通、通讯和先进服务业的技术进步使得本轮全球化深入生活各个方面，并使得“地球村”的交流前所未有地便利，本轮全球化并非人类史上首例；18世纪“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殖民和金本位制度就是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化的一次尝试，它在一战后的瓦解也证明了全球化可以被终结。在其著作《大转型》中，卡尔·波兰尼认为人类文明的远洋贸易历史比英帝国还要久远得多，只是碍于技术落后，来自远方的商人未能深入地影响当地社会生活，形成全球化的浪潮。当引领工业革命的英帝国首次建立全球贸易体系，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作为全球化驱动力量的资本与各地社会的冲突则会开始激化。波兰尼进而认为，资本推进全球化和社会反抗全球化的“双向运动”会使得全球化周期性发展。英国的实践已经表明，当世界霸主的实力无法维持稳定的世界贸易体系，各国社会就会涌现反对国际资本的工人运动，各国政府则会实行与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而所谓的全球主义者（Globalist）则称为激进政党的攻击对象。
目前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比昔日英帝国更加复杂深入，不少自由派精英因此认为，全球化已经是浩浩汤汤、不可阻挡的世界大同之势。然而社会对全球霸主输出资本、输出价值观的反抗仍然存在，例如马哈蒂尔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尊重各国文化差异的“亚洲价值”，亚洲各国在金融危机后普遍不满IMF援助附加条款而展开自救等。2008年后，随着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相继爆发，各国社会的反抗运动走上前台：包括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政府再次纷纷拾起保护主义政策，有关索罗斯等犹太金融大鳄操纵全球财富、与建制派政客狼狈为奸的“阴谋论”在各地流传，部分发达国家的工人因为福利削减而爆发不满情绪，民粹主义者则趁机将怒火引向外国。近年来表现出的反全球化情绪，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趋势，它不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日中天的上世纪80-90年代已经存在，而且在今后将持续影响区域化、全球贸易和移民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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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周期趋势的前提下，近年来发生的特殊政治事件也加剧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保守主义情绪；很多事件都可以被视为技术进步的结果，也只有在最近一轮全球化中才出现。首先是欧美利用绝对军事优势强行干预他国内政并推进“民主化”，尤其是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内战：这些并没有给本国带来显见好处、反而恶化外交关系的干涉政策遭到欧美部分反对派的抨击，例如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称希拉里·克林顿为试图挑起与俄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贩子，勒庞也在竞选期间多次呼吁法国改变因乌克兰等问题与俄国交恶的外交政策。利比亚、叙利亚等地由于战争而产生的大量难民，更是对欧洲为主的部分发达国家社会造成直接冲击。其次是族群文化冲突，这种冲突由于诸多外因（中东难民、全球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与内因（移民族群扩大，少数族裔维权手段多样化并掌握一定话语权）而成为发达经济体内部日益显著的矛盾，进而促使反对“外来者”的民族主义发展壮大。政治学家亨廷顿在2004年《我们是谁》一书中公开表明对拉美裔移民侵蚀美国人身份的担忧，认为该族群拥有地理接近美国、人数多、持续性强、定居区域集中、非法移民比重大的特点，同时却又因为收入学历低、语言不通而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因此可能造成身份危机；亨廷顿描述的这类现象，在欧洲发达国家也可以看到。再次，跨国贸易在本轮全球化中前所未有地深入社会，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开拓出先进服务业出口的先例，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产品也在全世界建立产业链；然而这种生产方式也造成发展中国家部分工人失业，也造成财富高度朝向高附加值部门（主要在发达国家）以及高学历研发创新人员集中，国际国内财富分配矛盾愈发突出。从美国中部产业工人到中东国家小手工业作坊从业者的众多群体均在全球贸易中失去竞争优势，并在国内政治冲突中表达自己的愤怒。最后，由于媒体和社交网络近年来快速发展，全球任何地区的民粹主义现象都会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全球化的失意者中获得广泛共鸣。
第三，民粹主义政党与政客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找到了新的政治斗争手段，通过宣传扩大了本轮民粹风潮的影响，并且从中获利。本次法国大选的右翼竞选人玛丽娜·勒庞是“体制内转型”的典型，在她接手父亲让-马力·勒庞的国民阵线后，她有意让父亲的极端种族主义言论淡出党纲，而以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建制派和强化移民管理等更容易令中右翼人士接受的政策作为参选的主要卖点，其最终目标是将国民阵线打造为“争取大多数”的竞选型政党（Catch-all Party）。相比坚持极端教义、因此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的德国极右翼政党国家民主党（NPD），国民阵线在玛丽娜·勒庞时期的转型相对成功，对法国的中左翼人士形成了可观威胁。45届美国总统、以黑马身份击败共和党资深政客和前国务卿克林顿的特朗普则是巧妙运用宣传机器的案例。他一方面通过出言无忌、“心直口快”的形象赢得中西部工人和农场主的支持，一方面则联合所谓“另类右翼”运动为自己的选举造势。以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为代表的另类右翼媒体深谙宣传之道，将具体事件拔高为进步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之争，将已经知名的文化产品，例如青蛙佩佩（Pepe）和部分遭到进步主义评论家批判的影视娱乐形象改造为免费的右翼宣传旗帜，在年轻人中尤其得到支持。虽然长期游离于主流民意调查机构之外，另类右翼运动却在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对特朗普的竞选产生了强大推力。相比之下，另一位民粹主义领导人、已经长期执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通过个人政治手腕延续政坛统治力，他通过70年代军政府统治、2016年军方政变引起土耳其国民对世俗主义（secularism）的敌视，同时赋予穆斯林和库尔德人更多政治权利，因此获得了大批国民对其个人的拥戴。这些案例集中出现是反全球化大趋势的结果，然而个人和政党仍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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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这三方面因素，近年来的反全球化浪潮便不难理解。然而三方面的原因使得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格局下的世界秩序不容易发生根本改变。首先是大趋势层面，先前的世界格局有着鲜明的“等级秩序”，18世纪的英帝国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领域显著强于其他国家，因此在全球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单一霸主的兴衰导致全球化呈现出显著的周期律，因为其他国家极大程度上依赖霸主，在霸主衰落后则会各自为政。然而目前的全球秩序则是“多极世界”，虽然美国等强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国家间的核威慑却削减了霸主的军事优势，国际组织的广泛涌现使得小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国际机制、以及大国间对抗关系“以小搏大”，自由派左翼人士宣扬的文化相对论、文化多元论削弱了全球化主导者的文化优势。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得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到这些国际资本的干预，相互依赖的生产链关系在各国中培养了全球化支持者。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是，全球化不再由某一国、甚至不再由西方世界单独领导：当IMF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高标准”贷款无法承担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的重任，非西方国家自发地形成伊斯兰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投行等机构；当美国搁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亚洲国家仍然拥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区域自贸协定等选项；就在特朗普新近当选、鼓吹贸易保护主义之际，中欧领导人相继表示将继续支持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体系。此外虽然英、美等国政局上开始右转，其国际公司和自由派精英仍然很难放弃带来国际收益的全球化政策，仍然会制衡民粹政治家的极端政策。
其次，在具体政策上，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始终是现实主义的力量平衡，这一点对全世界的新老右翼领袖同样适用。前述“以小搏大”的案例，例如新加坡，是在大国间力量平衡的前提下才能成功；而俄国与格鲁吉亚、乌克兰的冲突则表明国际秩序仍然具有弱肉强食的一面。美国开始由原先的全球干涉转变为收缩，是在其实力相对衰落情况下集中应对主要矛盾的自保行为，与奥巴马时期的“巧实力”“回归亚太”其实一脉相承，其实质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力量再平衡；因此美国很容易在乌克兰、中东等地降调，甚至在这些问题上与俄罗斯打默契球，却不会随意退出亚太，反而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频频展开政治攻势。特朗普的这些举措，降低了建制派对他的批评。即使俄国领导人在国际政策上始终奉行右翼强硬路线，普京等人在与土耳其、美国的摩擦中仍然保持极大克制，这种表面强硬、实则理性的外交政策也与俄国相对衰弱、无力干涉边缘区域的现实有关。而法国在政治影响力上受益与德法共同领导的欧洲一体化，勒庞却鼓吹对俄亲善、对德冷淡的“远交近攻”，无视法国自身力量相对下降的客观现实，首先就遭遇法国精英甚至民众的反对，而竞争对手马克龙的欧洲政策则成了部分选民眼里的唯一优点。虽然各国右翼民粹人士纷纷鼓吹强人领袖将重塑辉煌，国家实力的相对变化却决定了部分领袖注定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支持开放和区域一体化的领导人依然是现实的选择。
再次，在多党派选举制国家里，逐步扩大影响力的右翼政党自身也面临诸多挑战；即使对于特朗普等已经上台的政客而言，守江山的难度也比打江山大得多。首先，左翼反对者仍然会在国内政治中继续与执政者博弈，对于特朗普这样远离政治中心的“政坛新星”而言，他们对于政治运作的陌生将限制其实际影响力，更多是作为保守派政党（如共和党）获利的工具。在特朗普执政百天后，美国媒体发现他“回归正常”，其极端议案更是屡屡遭遇阻挠；在移民等敏感问题上，由于利益牵涉者为数众多，一国政府很难采取一刀切的简单粗暴手段。其次，脱离在野党地位的右翼政党需要担负更多政治责任，倘若无法解决经济问题就有可能下台，而他们先前大力抨击的经济问题很可能超出了本国政府解决范围。例如美国中西部产业工人曾经支持奥巴马，现在支持特朗普，但他们所要求的汽车等制造业已经很难回到这些人力资本相对较高的地区，这些中年工人也很难转型深造。当特朗普无力兑现自己的许诺，这些摇摆选民有可能成为反右翼运动的胜负手。再次，右翼政党往往需要面对教义与现实冲突的问题，以国民阵线为例，它计划成为专注于竞选的主要反对党，势必需要抛弃部分极端政策主张，接受建制派在多年政治博弈中形成的共识，而这种行为有可能被激进分子视作背叛。或许有朝一日，明日的勒庞就是今日的中右翼竞选人菲永，而新的“勒庞”们则自立门户，成为新的反对力量。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还是现实主义政治，即使强大如美国，国际关系的力量均衡也不允许政客根据空想出来的政治主张推动外交内政。
综上所述，右翼民粹主义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抬头，却很难彻底推翻全球化的世界大格局，以合作和贸易为主的国际秩序虽然遭受挑战，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仍将获得多方支持。虽然这场民粹运动给全球范围内的观察家，尤其是右翼评论家带来了极强的参与感，现实政治依然是多方博弈的均衡结果，不会因一人一国而轻易倾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仍然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在这场民粹风暴中，中国应谨慎观察低调应对，但仍应坚持以我为主的战略步调，稳步推进“走出去”战略和区域合作。
（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责任编辑：徐沺
校对：陈俊婕、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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