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 日本新泻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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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交战略基盘重组的机会
日本战败后发布的第一本《外交蓝皮书》中定义了日本外交三原则，即联合国中心，与自由世界的协调，以及亚洲的一员。然而，由于冷战两极对抗格局让联合国功能基本瘫痪，而日本同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改善受制于美国的冷战战略，因而日本外交三原则实际上缩小为与自由世界的协调，实质上就是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单一外交原则。这种外交上的美国中心主义的战略思维在冷战后不仅变化，相反进一步强化。无可厚非，对美一边倒的战略集中让其在冷战中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也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获得了一定的大国地位，但另一方面这也局限了日本战略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外交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对美外交，而其他外交要么被当成是对美外交的延伸或者受制于对美外交。
特朗普可能是美国总统选举中第一位如此明确地批评日本对于同盟负担过少，甚至还提出日本应当自我负责安保包括核武装（其后来否认）。这些言论对于长期以来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日本外交战略思维范式是一个冲击，姑且不论特朗普执政后会不会真正实行这些政策，日本的执政者和战略精英至少会对此思考对案。
对于安倍政府来说，特朗普的当选对其外交战略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可能会大幅度要求日本在防卫安全上承担更多同盟成本，包括在日本本身防卫上以及日美同盟上作出更多努力；第二，特朗普对于TPP的明确反对态度让短期内该协定通过变得很艰难，这让为此注入很大国内政治资源的安倍首相来说构成冲击；第三，特朗普的“利益交换型”商人特质可能会使得中美关系在东海，南海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这则会对安倍政府一直以来在海洋安全问题上积极配合美国批评中国党方面改变现状破坏战后秩序的对中外交的基础削弱。
与此同时，特朗普当选对日本来说可能又意味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ous）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日本看来，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并不意味日美同盟的终结，但过去那种单一日美同盟的战略基盘显然无法适应新的战略环境和国家利益需要。同时，特朗普的内转则让日本可以在外交上受到美国在制约的程度降低，过去美国制约日本外交主要体现在日本的对中国和对俄罗斯外交上。现在，日本从理论上讲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度来战略构建日中和日俄关系，同时加强日本与其它亚太国家的战略关系，发展联合国等多边外交，加上原有的日美同盟改善战略基盘，真正实现日本外交三原则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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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略焦虑的可能性
战略自由度的获得一方面意味着日本可以通过战略自主实现其战后国际战略的转型，但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可能带来战略焦虑，因为过去选项单一意味着不需要过多的战略思考，而选项多了而战略思考积淀不够的话反而会出现战略摇摆，并且带来政策不连贯。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产物，美国为世界制定规则，世界遵循这些规则等待美国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怀疑这种旧常态，这对于同盟国家来说也是挑战，如何来适应一个不再有美国的指示的世界。这对于美国来说和同盟国家来说都是选新的经验也是挑战，从战略上来讲，日本在战略上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如何同一个再次崛起的超级邻国中国在新条件下建立战略关系。从安倍首相过去三年来的外交实践来看，加上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国际战略意愿不足，日本又有战略自由度的情况下，可能会设定以下的战略优先度。
首先，改变过去日美关系事事美国出题目日本对应的旧模式，日本主动鼓励美国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从而拉住美国保持原有的日美同盟大框架。日美同盟作为日本战略最优先的项目不变，但是内容则会变化，这种转变背后的主要逻辑在于日本认为尽管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其作为最大军事力量，最强经济体和创新来源的基本态势不会变，但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在主导国际事务的意愿会下降，也就是说美国会进入“有力无心”的状态，这时候如果日本主动一些弥补美国的意愿不足就能够日美作为整体的态势变成“有力又有心”的情况，这样日美同盟作为维护日本利益的作用就不会有太大削弱。
第二，改善原有对美单一依存的战略基板，重点放在建构日俄战略关系上。战后70多年来，日本和俄罗斯尚未签订和平条约，日俄关系的全面正常化是日本外交中一个重大残存课题。然而选择了战略上对美一边倒的日本长期以来无论是自主还是被迫对俄外交都不得不从属于对美外交。特朗普当选让安倍政府获得了难得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安倍首相如此尽力地同普金总统建立个人关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不顾奥巴马政府的警戒，在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上三心二意的原因。日本认为如果日俄关系能够实现战略互动，那么日本的战略基盘会很大改善。安倍晋三与普金已经见面10几次，12月普金总统还将访日。
第三，拓展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和伙伴国家的战略关系，扩大日本战略基盘的广度。冷战中，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主要是双边关系的同盟网络，而这些同盟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并不明显。日本认为如果把日美同盟的双边性扩展到日本与美国在东亚同盟国家之间关系横向联系，建立网络型的战略关系，不仅帮助美国进一步能够“嵌入”本地区框架之中，而且可以增强日本在新的地区秩序中的存在感，重点在于发展日本与印度，东盟，澳大利亚等美国同盟和伙伴国家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下半年以来访日的10多位外国元首首脑主要来源于上述国家的原因。
第三任期内处理对中外交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对中国外交没有成为日本外交的优先选项。既然如何面对重新回到超级邻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战略课题，为什么安倍政府不重视对中国外交呢？
第一， 主要还是源于日本对于如何重新构建同中国的关系缺乏信心。这种信心缺乏并不单纯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的心态上的不自信，更主要的在于原有的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在包容规范中国方面已经力量不足而新的框架尚未建立的不安。日本试图通过上述三层战略调整来强化日本对中战略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会使得其更加有信心和底气同中国建立新关系。
第二， 过去几年中日关系的极度恶化让国内民众接受中日战略关系迅速转型也需要时间。各种民意调查都显示，日本民众认为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的“咄咄逼人”的回答占了极大多数，面对一个已经在实力上超过自己的超级邻国，民众当中有一种潜在的希望能够一定程度上“顶得住中国压力”的心理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倍选择上述三个战略优先似乎也说明了日本认为这样也比较容易实现国内的思维惯性的逐步调整。
第三，安倍晋三已经获得自民党总裁任期延至三期9年，这意味着只要不出重大的事件，很有可能执政到2021年，稳定的国内执政也为其从容筹划对中外交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换句话说，前面三大战略优先可以在第二任期三年内进行，而对中外交可以在第三任期内进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并没有看到尽管一方面日本提出重新构建战略互惠关系另一方面实质动作又不明显的矛盾状态。
如何构建同中国的战略关系是日本外交转型不可回避的最重大问题，这一点无论是执政者，战略精英还是民众都很清楚，但从上述分析来看日本还没有准备好从正面来回答这个重大的课题。上述三大战略优先看上去并不无道理，但问题在于战略互动并不会按照设计者主观设想那样直线式演进。例如日俄关系究竟会不会那样顺利地发展，日本印度战略关系真的会让印度战略上去牵制中国，东盟会愿意主动陷入中日博弈之中？这些不确定性则会对安倍的战略设计造成冲击，日本的战略转型中不应该回避或者压后中国，而需要同时推进三大战略优先和对中战略优先的并进。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安倍政府在短期内并未准备好在战略高度来处理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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